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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经杂志:中美贸易摩擦的速胜论

  短期内中美贸易战风险降低对中国而言是利好,但应保持,认识到问题的长期性,及时总结本轮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中国的应对之法

 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结束6月2-3的讨论后没有发表联合 声明。美国代表团也没有发表评论就启程回国。

  回顾上世纪70年代-80年代的贸易冲突,也可以发现,美国一旦挥起贸易大棒,往往不会轻易收手。况且当年操刀日美贸易战的莱特希泽现为美国贸易代表,预计其不会轻易放松对中国的。5月22日特朗普表示,不满意中美贸易谈判结果,提议对中兴追加13亿美元罚款解除,美国态度呈现出尔反尔态势。

  因此,应该认识到问题的长期性,及时总结本轮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,中国的应对之法,并且从中获得,对于应对未来可能再度出现的中美经贸分歧是至关重要的。

  回想本轮中美贸易争端之初,市场有一种颇为担忧的声音,认为中美贸易会重蹈日美贸易战的覆辙。而倘若这一预判一语成谶,中国与全球经济恐将迎来转折,改变2017年以来全球贸易出现的向好趋势。但好在通过过去两月中美两国之间的多次博弈,中国避免了最坏情况的出现,十分不易。那么,究竟哪些因素促成了当前结果的出现?事后来看,我们认为,如下几点对避免贸易战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  可以看到,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,中美关系进入非常态,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,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,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。《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》中公开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,其后地缘上争端不断,南海问题、朝核问题、问题上频频交锋,对华人士全面上位。同时,除了就贸易领域的,美国甚至对中国科技企业,剑指“中国制造2025”,遏制中国发展态势明显。

  对待矛盾升级,有不少声音鼓吹中国将全面超过美国,应该无惧美国。但其实这样的乐观情绪并不可取。因为尽管近年来中国发展迅速,在诸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,但从人均和绝对P、创新机制、科研与教育能力以及军事力量方面,中美之间仍有不小差距。且中国国内仍面临防范金融风险与加快供给侧的重大挑战,一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,经贸压舱石,则很可能将中美关系带入冷战模式。外部冲击可能改变以及加入WTO的中国经济增长径,对中国而言绝非上策。

  因此,对待来势汹汹的美国,管控分歧与尽量避免直接对抗是应对贸易争端的最佳选择。值得肯定的是,中国决策层对待这一事件也始终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定位。正如习所言,“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,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。”在此背景下,中美贸易谈判强调双赢为协议的达成奠定了基础。

  在整个迎战过程中,中国始终对等还击为主要原则。这样的策略一度备受质疑,怀疑者指出中国的反制措施过于温和。然而,我们并不这么认为。

  中美贸易战并未真正开打,已经落地的制裁只能算是贸易摩擦,不应矛盾。其实,直至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之前,已经付诸实践的只有美国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,而这一措施并非只针对中国,欧盟、日本、韩国、等盟友均位列其中。相比于美国盟友,上述制裁对中国的影响实则有限。例如,中国对美国钢材出口不到20亿美元,占中国钢铁出口比例的3.6%;中国对美国铝出口约为19.3亿美元,占中国出口比例16%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对等还击、克制是避免将贸易战推向升级的重要应对。

  贸易战对于中国影响更大。中国有巨额贸易顺差,一旦爆发全面贸易战,很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。2017年,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占中国商品总出口的19.1%。中国对美商品出口不仅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,而且随着中国自身制造业的升级,资本密集型产业如电子机械等对美出口也大幅增加,出口量甚至赶超劳动密集型产业。与此同时,虽然理论上中美爆发贸易战后,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会转向其他国家地区,但实际上,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中在其他几大出口国所占的比重已相当之高,进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场占有率的空间极其有限。

  任何反击手段均难做到而退。虽然美国大豆、飞机、汽车是对华出口占比较高的领域,但一旦以这三种产品作为应对武器,也不能做到而退,均是有利有弊。

  例如,波音在中国市场份额较重,唯一替代是空客,欧洲风向也多变,过度依赖欧洲同样十分被动;美国通用汽车在华投资逐年加大,打击美国汽车企业对外资流入不利,也可能加剧对外资不能一视同仁的;而中国四成左右的大豆来自于美国,减少美国大豆进口短期内也会造成供给短缺,推升饲料价格上涨,并引发通胀。

  虽然贸易战对中国不利,但也应认识到,贸易战对美国也有所损害。在中美交锋中,中方将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作为有力谈判砝码,并配合以进一步市场的承诺,为避免贸易战奠定了基础。可以看到,当前中国零售市场已经接近或者有望在今年超过美国市场;这与当年日美贸易战时,日本情形明显不同。1985年日本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,日本零售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,且多为自产自销,对进口消化能力相对较弱,使得日本市场对美国的牵制较小。

  此外,强调贸易战对美国的打击,以及避免贸易战符合中美双方利益,也十分必要。毕竟从美国角度来看,一旦贸易战开战,也将出现“伤人一千,自损八百”的局面。

  例如,中国是美国继和墨西哥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国,美国对华商品出口不仅包括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,如飞机、汽车、电子设备,也包括资源型商品,如原木和谷物。当前中国零售市场比肩甚至超越美国,一旦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击,美国企业来自中国的利润也会大幅缩减。

  同时,强调中国服务业对美国的重要性。毕竟相比于贸易逆差,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是顺差;此外,如果考虑到“超级联系人”的角色,每年有相当多的中资企业利用作为并购和投资平台,真实的影响会更大一些。

  此外,美国可能会选择其他国家进口替代中国产品,但实际上,短期内要想找到中国制造的完全替代品相对困难。例如,美国九成的雨伞进口、八成的玩具进口、七成的头饰进口来自中国,一旦贸易战开打,则难免推高通胀,对美国消费者不利。实际上,当前已经有担心美国工资上涨会推动美国通胀的上升。

  本轮中美贸易谈判交锋中,中国积极争取美国国内工商业的支持,是十分关键的。其实,美国内部本就不是铁板一块。

  一方面,在特朗普团队中,既有强硬的对华人物,如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,也有中相对温和的财政部长姆努钦,且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其实一直以来对加关税不满,提倡贸易。在此背景下,不难发现,相比于第一轮中美谈判中美方的漫天要价,第二轮谈判中美协定已经明显温和,预计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促成协议达成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。

  另一方面,美国商会对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亦持反对态度。这体现在美国商会给美国贸易代表的信件中曾清晰提到,对华加征关税,不但不能解决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焦点争议问题,而且会起到相反的作用,理由在于其一加税对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来说是税收,最终会损害美国的国际竞争力;

  其二是影响全球贸易和供应链,进一步损害美国企业、工人、农民和投资者的利益;其三历史上单方发起的关税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例子;其四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缩减美国税改的效果。

  正是基于美国商会的反对态度,中国在与特朗普斡旋时非常注重加强与美国工商人士的沟通,起到了较好的效果。如在3月底,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的外方代表时表示,对外是中国的基本国策;在5月中旬中方赴美参与第二轮谈判之际,王岐山副在会见美国工商界人士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加深了解,增加信任,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存在的分歧。

  今年是中国40周年,4月习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中高举大旗,肯定了对中国过去40年带来的巨变和伟大成就,并为接下来中国加快表明态度,包括习提到,中国将在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、金融业、汽车行业、改善投资、加强知识产权、主动扩大进口、降低汽车关税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《采购协定》进程等方面有新的举措等等。

  与此同时,在习强调落地“宜早不宜迟,宜快不宜慢”之后,中国金融步伐明显加快,短短一个月,已有瑞银、野村、摩根大通和法兴银行等准备成立控股合资券商。5月22日,中国则宣布进一步下调汽车关税:即税率分别为25%、20%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15%;将税率分别为8%、10%、15%、20%、25%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6%。

  上述举措虽然没有直接对于贸易战风险的回应,但即是内部需要,也符合外部。加之本届领导人在推行方面体现了言必行、行必果,雷厉风行的特征,落地速度超出预期,为促成中美贸易协定的签署起到了很好效果。考虑到中国承诺加大对美国的进口而非出口的方式缩减逆差,预计今年美国能源、汽车对华出口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。

  当然,尽管中美达成暂时协定,但回顾整个事件,我们认为,对未来还应保持。此次中美共识并未提及“中国制造2025”和国企补贴等议题,特朗普对待中兴事件态度也反反复复,意味着贸易战虽然短期内可以避免,但中美贸易摩擦或具有持久性。

  特别是发生在中美贸易争端期间的中兴事件,不应将其看作孤立的商业事件,毕竟针对中兴违规,美国此前已判罚高达8.9亿美元罚金,对于中兴违规来说并不算轻,而仅仅落实不利,没有兑现对35人施以纪律处罚的承诺,便对一个中资企业禁售七年,直接结果将企业推向一线,是明显的量刑过重,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

 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,美日贸易战中的东芝事件。彼时美方认为,美国在半导体技术、光纤技术、智能机械技术等领域落后于日本,对向苏联出口数控机床的东芝公司下了三年,东芝进入美国市场。而纵观整个日美贸易战,前后纵跨30年,涉及到纺织、钢铁、半导体、彩电、汽车等诸多领域,而东芝事件也是当时美国对日的一个表现,即抓住一点由头,便强力打击的策略。

  从这个角度来看,中美博弈或是个长期过程,预计中美两国博弈从短期、中期、长期的不同体现归纳如下,即短期来看,美国贸易摩擦是主要分歧。从中期来看,中国制造的崛起以及高技术领域与美国差距的减小,已经引起美国的。从长期来看,超出经济领域,出于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风险,美国对华的全面反制也绝非杞人忧天。基于此,应吸取日美贸易战和本轮中美贸易争端的经验教训,重视以下几点:

  日本快速发展与上升期的过度膨胀引起了美国的,并拉开了集中力量遏制日本的开端。哈佛大学学者Ezra Vogel著作《Japan as Number One: Lessonsfor America》是日美贸易战前的畅销书,提出了美国第一地位受到挑战的背景;而日本学者《TheJapan That Can Say No》一书,则从日本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内部普遍出现的自信心过膨,为其后美国的全面埋下了伏笔。回归当下,对待“中国制造2025”、“一带一”,本是中国自身发展的战略目标,但却过度渲染成对全球秩序与美国的挑战,进而恶化了外部发展,是未来需要在宣传上有所调整的。

  在上世纪70年代,日本国内市场对外程度较低,直至亚洲金融危机才加快金融。而应对日美贸易摩擦,并没有采取市场,加大进口的策略应对,而是采取自愿出口的手段。相比而言,中国并未采取这一方式,而是通过加大进口与以应对。

  例如,加大进口方面,考虑到金融危机以来,中国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已然降低,内需已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。同时,中国出口份额占全球比重第一,进一步增加份额的空间减小,因此,从以往过度强调出口到进出口并重,有助于获得可持续的发展。

  同时,汽车行业的关税过高,不仅遭到海外压力,对国内消费者福利也是一个损害。当前国内汽车关税较高,加之与进口消费税,中国进口汽车的综合税负显然过高,推高消费者成本,对于发展到当前阶段的中国汽车行业而言也是一种过度;

  此外,在金融领域,中国金融市场外资参与度不高,加大力度,可引入竞争,适应全球化与提高国内金融业潜能,对中国金融企业来说未必是坏事情;而减少补贴、加强知识产权、打破玻璃门旋转门,完善监管与法律,既是外部,也是延续中国的未尽之。

  中兴事件意义清楚地说明科技同样是未来中美角力的领域。虽然高新技术产业是美国相对占有优势的领域,但美国选择在此领域出手,源于其看到了此领域过去十年来,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潜在。

  可以看到,在人工智能、云技术、物联网等高科技领域,中国异军突起,在短短几年时间发展势头压过了传统科技强国、日本,直追美国。因此,对待此次中兴制裁,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应意识到,自主创新而非以市场换技术,对于中国企业逐步实现从跟随到引领,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重要意义。

  综上而言,我们认为,对待中美贸易战,尽管中国在应对方面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,短期内风险也有所缓释,但并不意味着中长期美国对华强硬态度的改变。

  抓紧难得的缓冲期与机遇期,尽量推后与美国摊牌,加快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全方位目标,实施科技兴国和“中国制造2025”战略,鼓励创新,产权,通过国内科研实力提升,将握在外国企业手中的核心知识产权和技术,变成真真正正自己的技术,进而提高整体经济实力与加快中国崛起速度,才能为未来更加严峻的外部形势留出准备空间与预案。